2018年工作环境报告小结

2018年我们沿袭了2017年的研究设计，继续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报偿和员工参与四个方面对组织工作环境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测量、评估和分析。经过上述统计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2018年度中国城镇员工的工作时间持续性量表均值为64，不规则时间量表均值68，工作时间灵活性量表均值45，加总计算工作时间质量综合指数均值60,中偏上水平。工作时间质量指数分布具有个体特征上的差异：妇女群体的工作时间质量指数优于男性员工；中老年群体优于青年；农民工群体劣于非农户口员工；本科学历者最佳，高中或中技的最差。工作时间质量指数分布具有工作特征上的差异：老板的工作时间质量最好，临时工与派遣工的最差；中、高级职称者的工作时间更好，而非专技人员与未定级者的工作时间质量更差；员工所处权力等级越高，工作时间质量指数越高。工作时间质量指数还具有组织特征上的分布差异：党政机关的工作时间质量最佳，企业组织最差。居民自治组织、教育行业的工作时间质量最佳，而手工业的最差。工作时间质量造成的一个客观社会后果就是员工的工作倦怠感，统计表明，工作时间质量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分，工作倦怠感将会降低0.16分，所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时间质量有利于显著消减其工作倦怠感。

第二， 2018年中国城镇员工的周围物理风险环境子量表均值为93，人机工程风险环境子量表均值77，加总计算工作物理环境综合指数均值86。工作物理环境具有个体特征上的差异：妇女的优于男性员工；农民工的工作物理环境指数较之城镇户口员工更差。教育程度越高，员工接触的工作物理环境越好。工作物理环境具有工作性质上的分布差异：正式工的工作物理环境最佳，零工的更差；专技职称未定级者的最佳，高级职称者的最差；一线员工工作物理环境最差。工作物理环境还具有组织、行业上的分布差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物理环境最佳，个体户与集体企业的更差；咨询业、金融保险业的工作物理环境最佳，而建筑业、农产品加工业的最差。工作物理环境造成的一个客观社会后果就是员工的身体亚健康病状，工作物理环境每提高1个单位分，身体亚健康病状将会消减0.41分，身体亚健康与工作物理环境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所以改善员工的亚健康状态，需要继续在优化员工的工作物理环境方面下功夫。

第三， 2018年中国城镇员工付出子量表均值为56，报偿子量表均值54，综合计算的ERI_ratio均值1.06。ERI_ratio具有个体特征的分布差异：相比男性，妇女的ERI_ratio更高；相比非农户口员工，农民工ERI_ratio更高。教育程度越高，员工的工作ERI_ratio越低，大学本科与研究生学历员工则处于付出少、报偿多的正向不平衡状态。ERI_ratio具有工作性质的分布差异：零工的付出-报偿不平衡程度最严重，正式工和老板的付出-报偿基本平衡；未定级专技人员的ERI_ratio最高，初级职称者付出-报偿关系平衡，中级和高级职称者则处于付出少、报偿多的正向不平衡状态；第二层管理者付出-报偿关系平衡，一线员工处于付出多-报偿少的负向不平衡状态，中高层管理者则处于付出少-报偿多的正向不平衡状态。ERI_ratio还具有组织、行业的分布差异：个体户的ERI_ratio指数最高，而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ERI_ratio指数最低；企业组织的ERI_ratio指数更高，事业单位的更低。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报偿最佳，而手工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的最差。付出-报偿不平衡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后果，ERI_ratio越高，员工离职倾向越强，职业忠诚度越低，而且收入满意度也越低。

第四， 2018年中国城镇员工工作决策参与子量表均值为18，工作事务参与子量表均值52，加总计算员工参与综合指数均值35，处于较低的参与水平。员工参与在个体特征上的分布差异表现为：相比男性，妇女的参与度更低；相比非农户口员工，农民工的参与度更低；共产党员群体的工作参与度最高，普通群众工作参与度更低；员工参与度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明显增强。员工参与在工作性质上的分布差异表现为：老板的参与度最高，零工的参与度最低。专技地位越高，工作参与度越强；权力等级越高，工作参与度也越强。员工参与在组织与行业上的分布差异表现为：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的参与度最高，而个体户劳动者的参与度最低；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三类组织中的参与状况是最佳的。采掘业员工的工作参与度最佳，而手工业的最差。工作参与度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参与度越高，工作投入越大，工作满意度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