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式的员工参与的制度变迁过程，详细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1949-2020）员工参与的制度变迁和员工参与组织/企业民主管理的过程、机制、条件以及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就中国的员工参与来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特点，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和政府根据形势的需要而不断探索和推动的，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非公企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在要求而出现了各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从而使得我国的员工参与表现出了复杂多样的形态。不过在整体上，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始终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形塑了中国员工参与的不同形态。而且，作者还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员工参与的动力、目标、形式、领域和权限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来决定的。

从形式来看，中国的员工参与具有很大的延续性，特别是劳动过程中的全员性的直接参与，比如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等，一直都得到大力的倡导。至于通过代表来进行的间接参与，则很早就有了两种重要渠道，一种是通过个体性的代表参与管理机构，比如早期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以及现在的公司制企业中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另一种是通过集体性的代表参与职工代表大会，这种形式也成为了中国员工参与或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在这本书里，作者根据2007年和2017年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抽样调查的数据，对中国的员工参与进行了比较分析，观察这十年来我国员工参与的制度实践及其变迁趋势。

首先从整体上看，近十年间中国员工参与的状况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这表现为员工参与机会的提升，参与权限的增加以及各种参与渠道的使用率的提高。这也表明，一方面，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参与制度或安排在改善，另一方面，员工自身的参与意识也在提高。而员工的非制度化参与则相应的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这表现为员工在单位内的非制度化参与行为在减少，而单位外的非制度化参与意愿也在降低。其次从员工参与的内在结构特点看，这十年间中国员工参与状况的改善，主要还是集中在劳动过程中的参与上，即企业的参与制度安排更多的是为了鼓励员工改进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企业绩效。当然，在涉及到员工重要的切身利益问题时，那么企业也是允许或鼓励员工进行参与的。由此可见，中国员工参与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之间，还是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此外，书中还特别分析了员工参与的影响因素以及员工参与的社会功能。在影响因素方面，研究结果有的与人们通常的认知基本一致，比如在企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员工，特别是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员工，相对来说具有更好的参与机会和参与权限，不过，这种差异有弱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作者也发现了与人们通常的认知不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似乎对员工参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真正有显著影响的是企业规模，通常企业规模越小，员工参与状况也越好些。不过，综合个人特征和组织特征来看，中国员工参与的机会和领域在总体上呈现出趋同性。

在员工参与的社会功能方面，作者的研究验证了以往一些研究者的观点，即员工参与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认同度，也能降低员工的单位外非制度化参与意愿。不过，更有意思的发现是，最能提升员工工作认同度以及降低员工单位外非制度化参与意愿的是参与机会而非参与权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只要有了参与机会，就能带来积极的效果，这也间接表明，参与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价值目标，并成为良好的工作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

总之，随着人们对工作环境的认识和要求的不断提高，员工参与理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得到应有的重视，工作单位应在不同领域设立合适的参与渠道，提供充分的参与机会，赋予合理的参与权限，在让员工与单位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促成工作单位中基层民主的实现。事实上，员工参与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较高共识的价值理念，并因此成为所有工作单位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制度环境或社会期望。